用工荒逼出危险雇佣关系-洋黑工利益链
2672013-12-27 13:06
深秋傍晚，广东清远，天气微凉。
下班时间，一阵铃响过后，当地一家制衣厂人潮涌动，工人们有说有笑地走向宿舍或食堂。然而，在厂房另一端的消防通道，几十个工人鱼贯而出，趁着傍晚的昏暗，走向厂区偏僻的一角。那是一栋由废弃仓库改造而成的宿舍，有一种遮遮掩掩、与外界隔绝的感觉。
在大多数工人们眼里，这几十个工人另类而孤僻。他们从来不主动与其他人交流，工作上偶尔需要沟通，最多也就打个手势，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——事实上，这群人是来自东南亚的黑工。
2013年11月，记者跟随当地执法人员，实地探访了这家雇佣东南亚黑工的纺织厂，进而揭开了一条跨国非法劳务输送链条。
危险的雇佣关系
面对当地执法人员的突击检查，纺织厂的曾老板显得有些无奈。尽管想了办法遮掩，但还是没躲过执法人员的法眼。“国内工人实在太难找了，我几条生产线又不能老这么空着，万不得已，才出此下策。”曾老板一见面就向记者大倒苦水。
曾老板的制衣厂是一家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企业，规模不大，有300多名工人。这些工人大多来自安徽、河南、贵州和云南等劳务输出大省。但随着这些省份经济发展，当地人情愿就近寻找工作机会，外出打工的意愿正在下降。
在当前珠三角民工荒的背景下，曾老板时常面临“一工难求”的尴尬局面。旺季的时候外贸单子较多，曾老板每次接单之前都会问清楚，如果数量过大，他都不会接。“不是我们不想挣钱，而是实在是没人干活。”他的工厂有200多台缝纫机，但时常都会有三分之一处于闲置状态。
2012年5月，曾老板与朋友到东南亚考察，一个当地的劳务中介找到他，问他需不需要招聘当地劳工，在弄清楚了价钱和相关流程过后，曾老板决定试一试。“他们要求比较低，工资只要国内工人的三分之二，包吃包住就可以了。”
对于东南亚的劳动力而言，虽然远赴中国背井离乡，但却可以获得比本国工资高出一两倍的收入。以越南为例，当地工人一个月的收入不过210万越南盾(约合600元人民币)，而在中国珠三角一带的工厂里，每月可以拿到1000多元。如果从事家政行业，每月甚至能达到3000元。
曾老板招聘当天，劳务中介给一口气找来一两百个人，那阵仗吓了曾老板一跳。他在国内最后一次见过这种“招工盛况”，已是五六年前的事情了。
由于担心语言不通不好管理，他只从应聘者中挑选了几十个人。他本来要求这些人来中国工作的渠道和手续必须正规合法。“但我也不清楚到底要办哪些手续。”最终，劳务中介给他们办了一个月的旅游签证，以旅游的名义进入我国境内。
“干活卖力，服从管理!”这是曾老板对这群东南亚工人的评价。他们不需要缴纳各种保险（放心保），不会像国内工人嚷着涨工资，春节、中秋都会回老家，对工厂生产造成影响。更重要的是，对于这几十个人的工资支出，比起雇佣国内工人，每月要节省两万多元。
但与此同时，曾老板也一直提心吊胆。因为，一个月的签证期限过后，这些工人都成了非法滞留人员，更别说打工了。“虽然危险点，但是效益很高呀!特别是旺季的时候，他们能够连续干上一个多月，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。国内很多八零后九零后工人，都吃不了这个苦。”曾老板如此向记者解释。
“瘸子刘”们的灰色地带
记者查阅了《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》，其中明确规定：企业若需要引进外国人，只能是中高端人才，不能是低端劳务。而对未办理手续擅自聘用外国人的用人单位，公安机关在终止其雇用行为的同时，可以对用工单位处5000元以上、5万元以下的罚款，并责令其承担遣送私自雇用的外国人的全部费用。
最终，几十个工人被全部遣返，曾老板还被处以两万元的罚款。
实际上，在记者近年来走访一些珠三角工厂的过程中，发现曾老板并非个例，老板们普遍有强烈的用工需求，并且对东南亚一带的劳动力评价很高。
一些业内人士向记者分析：在当前国内“招工难”的状况下，劳动力成本进一步上升，更多企业，尤其是技术含量低的传统加工制造企业，不惜冒着被罚款的风险，非法雇佣“东南亚黑工”。在满足企业正常生产的同时，还可以降低人力成本提高企业效益。
交了罚款的曾老板，对记者透露：“他们通过东南亚的劳务中介找人，还算是相对保险的做法。还有不少企业通过蛇头，招揽东南亚工人。当年有个外号‘瘸子刘’的蛇头，把这门不法生意做得很大。”
“瘸子刘”究竟什么来头?他又是如何将这门不法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的?
记者经过多方打听后得知，“瘸子刘”几年前就已经金盆洗手，在江湖上消失了，没有人联系得上他。不过，通过一位当年熟悉他的中间人，记者打听到了关于“瘸子刘”的故事。
根据中间人的介绍，“瘸子刘”出生于广西合浦县，熟悉广东话、客家话和潮州话，越南、缅甸和柬埔寨等国的语言也略通一二。凭借着语言上的优势，“瘸子刘”以前在黑劳工市场上，也算是个人物。
以前大家对跨国劳工都毫无概念，“瘸子刘”算是这个行业开先河之人。因为曾经在珠三角打工，“瘸子刘”敏锐地察觉到，介绍境外劳工赴珠三角务工是个赚钱的机会。他一方面在珠三角打听有用工需求的企业，另一方面，他到边境散布招工消息，边民们口口相传，就会有很多人主动找上门来。
中越边境的居民之间经常相互通婚，特别是在广西东兴、凭祥和靖西这些地区，一般居民在越南都有亲戚。而在广西长达1000多公里的边境线上，又有数千条小道互通。这使得很多越南劳工不用签证就能轻松越境，然后从广西走高速公路直达珠三角。
“瘸子刘”就是利用这个便利，收取黑劳工的中介费和企业人头费，赚得盆满钵满。
2005年之前，大部分东南亚黑工都是在边境有亲戚关系的。但自2008年起，在蛇头们的运作下，更多的东南亚黑工开始大规模进军珠三角，国内执法部门随即加大了执法力度。“‘瘸子刘’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逐渐淡出江湖，最后洗手不干的。”该中间人告诉记者。
黑中介的流水线
在利益引诱面前，像“瘸子刘”一样回头是岸、销声匿迹的蛇头，只是少数。更多的人选择铤而走险。
近年来，在公安部的统一部署下，各省公安部门多次开展整治“三非”专项行动：凡属非法入境或非法居留的外国人，不管是否在联合国难民署登记，滞留地公安机关都要“发现一个，查处一个，遣送一个”。
2013年8月，深圳警方抓获了一个名为赵保辉的当地蛇头，从而揭开了一条境外劳动力输送的非法流水线。
记者从深圳检方了解到，赵保辉从2007年开始从事劳务派遣工作，一直以来都没有申请营业执照。2009年，赵保辉认识了来自云南的拍档成昆龙，两人开始合伙做境外劳务派遣的业务。
据成昆龙的口供说：“我认识了劳务中介老赵之后，他让我从老家多带点人来深圳打工，给我提成，我就从云南老家带了几批人过来。2009年10月左右，我老家有个叫小普的说，有20个缅甸人要来打工，我问老赵这些人可不可以进厂，老赵也没管这些人是怎样入境的，就同意叫这些人过来深圳的工厂。”
此后，赵保辉便大规模地开展的蛇头事业——组织缅甸人来深圳打工。
深圳市检察院一位检察官向记者介绍，为打通非法组织劳动力偷越国境来深圳务工的渠道，赵保辉和成昆龙前往云南省盈江县与负责中转的李红、拉玛(无国籍人士)汇合，商议组织缅甸人非法入境务工的具体分工，结成了偷渡路上相互协调、分工明确的非法组织。
在中缅边境的云南盈江县，他们四处散发招工名片，以此引诱缅甸人前往中国广东打工。拉玛精通缅甸语，主要负责在云南省盈江中缅边境上物色、招募、安置偷越入境的缅甸人。他时常召集数十名缅甸人开会，鼓动他们到中国务工，声称前往中国广东打工，每月工资可达人民币1200元，所有费用进厂工作后从工资中扣除。
招募到一定的人数后，李红负责把缅甸人从盈江拉到昆明市汽车站，然后专门租用大巴车，将偷渡客送到广东省东莞市交给赵保辉。赵保辉和成昆龙共同负责缅甸人从云南到深圳的交通、吃住等费用，并安排进厂工作。
为了逃避公安边防检查，赵保辉事先派人将伪造的云南籍户口卡分发乘车的缅甸人，还告诫这些缅甸人尽量坐在卧铺大巴车的上铺，路上遇到公安部门检查，不要讲缅甸话。如果遇到盘查，就说这些人是云南的少数民族。
检查官告诉记者，这一类偷渡犯罪从招募人员、偷越国境、长途运输，到介绍务工、日常监管、工资结算等环节，均有专人负责，分工明确，配合紧密，呈现出“一条龙”流水线的作业模式。
蛇头的暴利：依靠这条流水线，蛇头们获利颇丰。
一名越南的偷渡者向记者表示，在来中国工作领取工资之前，就已经受到蛇头们的盘剥。“蛇头在越南老家找到我，问我要不要到中国工作，我说想，还有几个朋友也想去。我和另外4个朋友来到深圳后，他向我们每个人要了50多万越南盾(约150元人民币)。”
检察官告诉记者，犯罪团伙对偷渡者实行严格的人身控制，并完全控制其劳动所得，在扣除偷渡的各种费用并按照一定比例为犯罪团伙成员“抽成”后，才将剩余部分交给偷渡打工者。一名犯罪分子供述，他们按每人每工作1小时提3毛钱的标准“抽成”。
在赵保辉团伙一案中，记者从检方资料上获知：赵保辉和成昆龙按照每个劳工1000元的标准，支付给李红和拉玛，先支付部分定金，人到东莞后付全款。而赵保辉和成昆龙将劳工介绍给工厂，每个劳工收取手续费1000元。此外，还向厂方收取每人每月1400元的工资，再支付给缅甸人1200元，赚取差价200元。
检查官告诉记者，赵保辉等人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，组织了数百名缅甸籍人员非法入境务工，获利竟达人民币24万余元。
这只是冰山一角。随着中国—东盟贸易区逐步建成，中国边境地区的交通越来越便利，这给老百姓带来方便的同时，也给非法入境人员提供了便捷的通道。
记者查阅相关数据后发现：2011年，全国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查处“三非”外国人已经突破2万人次。2012年，广东边防总队抓获偷渡人员达到943人次，而2013年以来，这一数字达到734人次。而这还只是被查处的数据，
那么，一边是遭遇“用工荒”的珠三角工厂，一边是渴望来中国赚钱的东南亚劳工，如何掐断连接其间的不法利益链?
一位专家对记者提出建议：廉价的东南亚劳工是珠三角地区劳动力市场的有效补充。我们应该探索劳务合作管理模式，让他们从进入中国，到务工，再到返回本国，都有相应的制度监控和保障。
结束这次探访时，曾老板给记者打来电话，表示已经拆除了那个专为东南亚黑工改造的“仓库宿舍”，再不雇佣东南亚黑工。但是，找不到足够的工人，仍然是令他头痛不已的难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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